继60年代出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之后，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又出现了雷锋式的好党员、好船员严力宾同志。这两朵在中华民族的土壤里开放出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象两株奇葩释放出润人肺腹的清香，使人感受到新时代的生活气息。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严力宾同志，虽然成长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两个不同时期，但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以强烈的时代力度震撼着人们的心扉。他们的共同点是：（1）雷锋与严力宾坚定理想、信念的感召力。他们都是把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并以毕生精力为之奋斗不息。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象一面鲜艳的旗帜，昭示着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阔步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义无反顾地向着共产主义迈进。（2）雷锋与严力宾无私奉献精神的凝聚力。他们把自己真正当作社会主义的主人，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他们的奉献精神，象一块巨大的“立体磁铁”，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3）雷锋与严力宾勇于牺牲个人的感染力。他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可贵的牺牲精神，感染了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而努力拼搏。（4）雷锋与严力宾精神的导向力。无论是雷锋精神还是严力宾精神，都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广大人民群众所呼唤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雷锋精神和严力宾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用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对事业执著地追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整整一代人面前树起了一面旗帜，以此唤起和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严力宾精神与雷锋精神的共同点，也是他们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严力宾精神弘扬了雷锋精神，就构成了严力宾精神具有新的时代力度。我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 严力宾精神的“时代力度”
所谓力度，即强度。这里所说的力度主要是指力量与强度的统一。即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原因，及在特定的环境中和特殊的条件下，严力宾精神更具有时代特征和更贴近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在我们国内，由于全国解放不久，从旧社会过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1956年我党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全国人民焕发出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国际、国内“大气候”，十分有利于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尤其作为从苦海中获得新生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以及所表现出的朴素的“报恩”思想是不言而喻的。而严力宾所处的时代则大不相同。严力宾精神，主要形成于70年代和80年代。这段时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趋于低谷，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些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和危机的时期。加之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全国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前些年错误的舆论导向，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中，过分地推崇和追求物质利益，在客观上，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集体主义思想和奉献精神的形成。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和一些共产党人的堕落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严力宾却不受世俗的影响，勤奋学习，改造思想，提高阶级觉悟，不断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无论下乡、进校，还是出入世界各地，都没有动摇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始终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并自觉用于改造思想和指导工作实践。“我想，我们既然选择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那就要为她奋斗不息。”我要掌握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本领，经常到毛主席著作、伟人的著作中去找思想武器、工作方法，这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两篇日记，就是严力宾同志长期以来自觉坚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真改造自己，磨练自己，净化自己，提高自己，不断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真实写照，是他崇高精神境界和勇敢无畏英雄行为的深厚思想渊源。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所谓“共产党无力量”，“社会主义无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无对象”，“马列主义再商量”的错误论调，使不少人对理想信念、马列主义陷于矛盾、傍徨、徘徊、怀疑、动摇之中。然而，严力宾对真理却忠诚不二，坚信不移。下乡时，他把《资本论》带到农村；在航校学习时，他把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摆在床头；上船工作后，他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的顽强毅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上的真知灼见震惊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老船舶政委；他随船三次到过英国伦敦，两次去瞻仰马克思墓。打开英雄的日记本，翻阅英雄的书信，那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都充分展示了严力宾的一片丹心。这一桩桩、一件件，说明了严力宾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在“旋涡”中奋起，在“逆境”中前进。他的崇高精神和模范行为，给我们的时代注入了新的生机。
二、 严力宾精神的“生活力度”
社会学认为，家庭作为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对每个家庭个体既有社会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对每个家庭成员施加压力和影响的消极因素。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看，很难超越或脱离这一社会生活现实。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典型人物的成长都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当然因家庭生活，婚姻恋爱等问题的影响和困扰而葬送了一生的前途，这方面的人和事也并非乏例鲜见。严力宾生活在近10口人的“大家庭”，他上有父母，中有兄弟姐妹，自有妻儿。在这个家庭群体中，他经常处于家庭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还未进入婚姻恋爱生活阶段的人可谓“一张白纸”，而作为生活了三十二个春秋的严力宾的心里时刻有个“五味瓶”。虽然，严力宾出身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但并不是就没有家庭矛盾。严力宾象常人一样随时体味着来自家庭生活方面的甜、酸、苦、辣。对这一切，他以高尚的境界和情操进行了周到而细致的处理。从没有因家庭生活而分心，更无因来自家庭的矛盾而消沉。始终以一个强者的胸怀对待生活，在妻子面前，严力宾是个好丈夫。在爱情上，他追求志趣和理想的一致，除此之外，他不乞求任何东西。正是这一基础，他结婚7年多来，与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但他们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相敬如宾。特别是他远航归来休假，总是以自己的汗水补偿着妻子超负荷的输出；在儿子面前，严力宾是个好爸爸。对一个只有几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则经常写信，告诉儿子“要讲卫生，穿衣服要爱护，要心疼妈妈”……这决非出自单纯的父爱和儿女常情；在父母面前，严力宾是个好儿子。“对父母无论在感情上，或物质上，他们给予我们的，较之我们给予他们的总要多得多，我们应该多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做的。这样，事情也许会办得好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亦如此，即使是自己感情受不了的时候，也应该做好应该做的事情。起码是应尽的义务”。且不说严力宾对父母如何孝敬，单是他给妻子这封充满哲理、情感和富于家庭生活气息的书信，对报孝父母的养育、教诲之恩则可见一斑；在兄弟姐妹面前，严力宾是个好弟弟，更是位好兄长。正是他尽到了手足之情，兄长之谊，在严力宾牺牲后，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小妹泣不成声……家庭事业，并非只是儿女情长，生活琐事，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缩小了的社会问题，只有善于正确处理家庭生活的人，才能更好地干好社会工作。这方面，严力宾堪称我们的良师益友。
三、 严力宾精神的“环境力度”
工作环境，即人们从事工作的地方及周围的情况和条件。工作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心理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从不同的方向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往往由于环境的改变，会给一个人带来判若两人的变化。这是因为，工作环境作为引起事物变化的外因条件，对人的主观施加影响的结果。也正是如此，一些昔日的英雄人物、劳动模范、人民“公仆”，成为今朝的罪人，这除了主观因素外，其中环境的渗透作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一般的部队、学校、企业等，相对于一些涉外单位，其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显得不那么直接。所以，因环境影响而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性也相对要小些。
严力宾作为一名海员，其工作环境完全是“开放式”的复杂型。长年远离祖国，航行于世界各地，出入异国他乡，这与我们国内一般单位的工作环境差别较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给我们的远洋运输事业带来了生机活力，但另一方面，一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对远洋队伍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有的外国人把“买卖”做到船上；把妓女送到船上；有的甚至把反动淫秽宣传品带到船上等。这些都是对船员思想最严峻的考验。严力宾从事远洋运输事业十几年，先后3次外派，对金钱美女的引诱，他拒腐蚀，永不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当外国友人邀他到国外定居时，他坚定的说：“我离不开祖国，中国再穷、再苦，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十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不论到那里，他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严力宾作为一名涉世不深的青年远洋船员，处在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的最前沿，他所经受的考验，比普通人要严峻的多。但是，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情况多么特殊，都丝毫没有动摇严力宾的一颗“拳拳爱国心，悠悠赤子情”。他始终把民族威望、国家利益装在心里，保持了一个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远洋船员的良好形象。这与那些经受不住环境的考验，见了几个洋钱就忘了祖宗的人，靠骂自己祖宗到洋人那里混饭吃的“可怜虫”，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四、 严力宾精神的“人生力度”。
所谓“情景”即情况或境地。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人的行为决定于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在认识、鉴别一个人的行为时，总是离不开对当时具体“情景”的分析，以及“情景”对人所施加影响的程度。如不少的英模人物，虽然他们都是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而且他们都具有坚实的内在因素，但是，他们当时所献身的“情景”是各不相同的。
众所周知，严力宾献身时的“情景”是：身处正在修理的万吨巨轮上；面对物料间冒出的滚滚浓烟；目睹厂方工人纷纷逃离现场的局面……。此时、此地、此“情景”，给每个在场人们的心理振撼重力是可想而知的。对从事远洋运输事业十几年，且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严力宾来说，此时去探火源、灭火情，而且在结构复杂的船舶“心脏”部位的机舱探火扑救意味着什么，他的主体意识比谁都清晰。可是，在这决定命运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严力宾舍弃了个人、家庭，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自己的英勇行为实践了他生前“只要我认定了正确的路，那我就要一直走下去，哪怕前面有刀的山火的海……”的人生誓言，经受住了生死离别的“情景”考验……
当然，尚若雷锋也处在严力宾的年代，家庭、工作环境及献身时“情景”，雷锋也一定能够象严力宾那样去做，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他早已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严力宾的成长，也正是学习雷锋精神、走雷锋道路、创雷锋业绩的必然结果。一句话，严力宾同志的英雄模范行为和崇高思想品德，是雷锋精神在8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继承延续和拓宽。我们说严力宾精神更具“时代力度”，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迈进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之严力宾与其他一些英模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实践也不相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四个力度”特点，恰似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对“未经历者”永远是一个“未知数”；而对“实践者”则是一个“常数”。试想，无论用什么定义、公理或公式去推导，永远也得不出事实的答案。这就是任何典型的时代局限性，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谓严力宾精神更具“时代力度”的本意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即其他的“时代力度”、“生活力度”、“环境力度”、和“人生力度”，决定了严力宾精神的社会价值，必将鼓舞和激励人们，以灼热的热情和革命激情投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文/李延德 摘自1990年《严力宾精神研讨会专辑》）
